热情的桑巴舞、浓烈的足球氛围、危险丛生的贫民窟、奔放的狂欢节、性感的探戈、慵懒的巴萨诺瓦、还有“拉美文学爆炸”作家们笔下的魔幻国度……这些或许是许多人认识拉美的第一印象。拉丁美洲的空气中仿佛处处飘荡着浪漫的艺术气息，成为许多文青装点自己的“心头宝地”——享誉世界的拉美名人，除了体坛巨星之外，大多是如雷贯耳的文学巨人——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博尔赫斯、科塔萨尔、波拉尼奥……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背后恰是拉美魔幻般的近现代历史。拉丁美洲通常闯入我们的报端离不开这些词汇：激进、政变、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军事独裁、革命、暴乱、负债累累、国家破产危机、贫富悬殊、资源陷阱、依附理论、反美主义……甚至，有些媒体会用“拉美病”来形容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普遍困局。激进革命浪潮在拉美的历史当中反复出现，在左翼的第三世界反殖民叙述中，拉美有着其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
抛开激进革命的浪漫想象，在拉美的历史中，疯狂的起义者和残暴的镇压者经常交替出现。考迪罗主义（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和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曾大行其道。在上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制造了无数民粹主义领袖，这使得考迪罗主义的幽灵继续在拉美游荡。在经济上，诸多拉美国家也看不出什么经济潜力，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仿佛专门为形容拉美而创造的一样。
拉美犹如一头困兽，不断地在政治风潮里变换身姿、剧烈摇摆、挣扎斗争。各种思潮和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台。不管城头变换哪张大王旗似乎都无法摆脱自己所陷入的困境。历史上，拉美更替过的不同形式的政权数量多到惊人，以至于有人戏称，“拉丁美洲是政治制度的博物馆”。
为何拉美的社会困境如此深重，其文化艺术却如此璀璨？在历史上，面对着拉美社会的“不幸”，这些拉美作家、诗人和学者又是如何思考拉美未来的？拉美知识分子的思想又如何塑造着拉美社会？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历史曲折的行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引进各种各样的观点，希望能实现国家的转型，以救亡图存。在第三世界的社会转型的危局时刻，知识分子似乎会显得格外“有机”。拉美也类似。我们能从许多拉美作家、诗人和学者们的所思所想中，找到他们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他们对于拉美社会的思考和期许，又如何改变了拉美社会？
为此，我们采访了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他研究拉美的知识分子史。在《救赎者》一书中，他挑选了拉美历史中的九个代表性人物，并写成人物小传，以最精简高效的方式为世人呈现拉美思想的代表性“面孔”，以体现他们对拉美社会困境的思考。这些人物分别是古巴独立英雄、诗人和记者何塞·马蒂、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墨西哥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秘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编辑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阿根廷领导人埃娃·庇隆（又译作艾薇塔·贝隆）、革命家切·格瓦拉、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萨斯·略萨。这些人物面向、政治立场、身份各异，却组成了拉美知识分子中的最具有同质性的“面孔”。
《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墨]恩里克·克劳泽著，万戴译，理想国
北京日报出版社，年8月版。
撰文
徐悦东
“拉美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
为何拉美会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一波三折？流行的观点将“拉美病”的罪责归咎于殖民主义——包括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即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受“依附理论”的启发，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颇有影响力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认为，曾经野蛮的殖民者竭泽而渔般的掠夺这片土地。如今不公正国际秩序下的国际分工、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同样以不文明的手段掠夺着拉美。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成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本书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圣经”，他曾在年将这本书赠给其“宿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查韦斯是拉美“粉红浪潮”中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末，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经济冲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民粹政党取得了政权，迎来了拉美“粉红浪潮”。查韦斯对这本书的青睐，也代表着许多拉美左翼对拉美困境分析的基本立场——帝国主义（尤其指美国）各种形式的掠夺和不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拉美病”的罪魁祸首。
依附理论(theDependencyTheory)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最初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提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依附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学说，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理想国
南京大学出版社，年12月版。
对于依附理论来说，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士都给出过不少批评。在左翼阵营内部，依附理论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加莱亚诺式宿命般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发展出更为复杂和乐观的“依附发展论”（代表人物如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卡多索）以及其他流派，至今并没有哪一种流派取得主导的“共识”地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拉美贫困的因素要比加莱亚诺文学化的简单归因复杂得多。其中一种对加莱亚诺的常见批评就是，他过于将拉美不发达的因素归咎于外部剥削，从而忽视了拉美内部的问题。当然，大家不能忽视这本书所写的时代背景（此书出版于年）。若大家了解上世纪“激进的六十年代”，也就能理解加莱亚诺为何会将该书写成了摇旗呐喊的“檄文”——他希望能通过武装革命让拉丁美洲摆脱依附的命运。
在采访中，恩里克·克劳泽评论道，“‘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但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智利乃至墨西哥多年来的发展表明，自由经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曾支持这一理论最出色的理论家——如费尔南多·卡多索在知识生涯的最后阶段都批评了‘依附理论’。加莱亚诺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谴责自己，认为自己所写的这本书是一个错误。但这本书已经成为了神话。”
克劳泽本人更倾向于从一种更为内部的视角来审视拉丁美洲的病灶。在《救赎者》中，克劳泽批评道，拉美文化本身使得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拉美文化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延伸。时至今日，“君主制和教会，剑与十字架”——这种中世纪的印记还深深存留在拉美社会的内在精神秩序里。
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而非一种政治实体在拉美存留至今。它由“国家”、“人民”、“人民主权”、“革命”等概念组成（这些术语的意义与英美所流行的相同术语大为不同）。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基础源于霍布斯和洛克（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人类理性基础和个人良知、公民宽容的实践、限制天性暴力和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理念），拉美的政治哲学基础来源于托马斯主义的新经院哲学家，比如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认为，国家不是一个自私的丛林（在霍布斯笔下，人是为己的和自私的），而是一个在集体意志、君主权力与自然法则达成和谐，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palamaliboa.com/plmlbjj/84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