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通过马诺河轻易跨越国境，这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不仅是塞拉利昂所面临的问题。利比里亚也面临这个问题。对于从几内亚传入的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亚的医疗机构毫无防范，医务人员没能从以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而是重蹈覆辙。位于医院（FoyaBormaHospit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般认为利比里亚的指示病例就来自这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将埃博拉病毒的传入追溯到一名女子身上，该女子在4月初从盖凯杜抵达福亚。那时，利比里亚还没有能对埃博拉病毒进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的实验室，更没有能开展PCR检测的机构。由于该女子有严重腹泻，主诊医师认为她得了霍乱。第二天，她开始出现出血症状，医生依然没有考虑到埃博拉，而是以为她合并了拉沙热。缺乏诊断设备不是埃博拉病毒能在福亚扎根的唯一原因。这里的护理人员所受的感染控制培训也十分有限，他们没有口罩和橡胶手套，缺乏自来水，而早在几十年前，埃博拉专家们就曾提出这些是抗击埃博拉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利比里亚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长期不足，很明显，这些需求也无法满足。因此，几天之内，就有数名医务工作者和患者染上了埃博拉病毒。而一旦埃博拉病毒进入了福亚，当局基本上无力阻止它向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蔓延。据悉，埃博拉病毒是由一名前往市郊凡士通（Firestone）治疗中心的患者引入蒙罗维亚的。在乘坐摩的去往治疗中心的途中，他还传染了摩的司机等人。截至4月7日，利比里亚共报告了21起埃博拉病例，其中10人死亡。然而自4月9日到5月底，没有再出现新的病例报告。到了6月，世界卫生组织确信利比里亚已经没有埃博拉疫情了——该国已经历经了两个完整的潜伏期（每个潜伏期21天），而没有出现任何新的病例。可是与几内亚的情况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官方公布的病例数是错误的。埃博拉疫情远没有停息，而是转入了地下。事实上，回顾性系统发生分析表明，当时至少有3株相关病毒株在三国边界地区同时传播。6月初，利比里亚新克鲁镇出现了6起病例，这是埃博拉疫情复燃的第一个苗头。不久，医院——约翰·肯尼迪医学中心（JohnF.KennedyMedicalCenter）——也出现了感染病例。在利比里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期间，医院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缺少隔离病房和个人防护装备。结果，与凯内玛一样，医生和护理人员很快被传染，当局不得不于7月中旬关闭了医院。于是，蒙罗维亚可治疗埃博拉的机构就只剩下宣教团体撒玛利亚救援会的“永恒的爱赢得非洲”医院（以下简称ELWA医院）。ELWA医院很快人满为患。随后，在7月22日，肯特·布兰特利病倒了。如前文所述，经过一番商讨之后，他与同事南希·莱特博尔于7月底被转运到亚特兰大。但利比里亚人却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面对这种不公，一名被激怒的利比里亚人在7月下旬冲进政府的急救调度中心（EmergencyOperationsCenter），投放了一颗燃烧弹，用于追踪埃博拉病例的计算机在爆炸中被毁。此时，撒玛利亚救援会已经关闭了ELWA医院，在隔壁建设了新设施——ELWA2号医院。可惜，床位仍严重不足，患者不得不在外面安扎帐篷。一些重病患者在等待床位期间倒在路上，反映这些惨状的照片本应该改变事态，使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无国界医生早前发出的西非疫情失控的警告的严重性。然而，尽管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承认疫情严重，却仍想只把它当作区域性健康危机对待。导致世界卫生组织改变态度的，可能是利比里亚裔美国律师帕特里克·索耶（PatrickSawyer）的到来。索耶于7月20日乘飞机飞往尼日利亚昔日首都、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拉各斯。他是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矿业公司的职员，当时据说是作为利比里亚财政部的代表前往尼日利亚南部的卡拉巴尔（Calabar）参加会议——反正索耶抵达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MurtalaMohammedInternationalAirport）时，给出的是这套说辞。但实际上，索耶几天前一直在蒙罗维亚照顾生病的妹妹，已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有种说法是，他认为他在尼日利亚可能会得到高质量的医疗照护，所以不顾一切想去那里。糟糕的是，在飞往拉各斯的航班上，索耶就开始出现呕吐和血便症状，危及了其他乘客。被送医院（FirstConsultantHospital）后，索耶一开始否认他有任何感染接触史，并坚持要出院，继续前往卡拉巴尔。最初，护理人员认为他可能得了疟疾，但是随着他的病情恶化，一名顾问医师感到可疑，决定对他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发现化验结果呈阳性后，她迅速实施了隔离护理措施，并提醒当局追踪同一航班上的其他乘客。索耶一共传染了19人，幸好有那名顾问医师的迅速判断，疫情才没有进一步扩散。但是，她却无法阻止病情进展，5天后，索耶死了。8月，这名医生也倒下了，成为埃博拉惨剧中牺牲的又一名医务人员。索耶一事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作为回应，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JohnsonSirleaf）下令封锁国界，禁止外交官出国访问。紧接着，美国也发出了旅行警告，建议其公民远离利比里亚，远离这片曾经用于安置被解放的美国黑人奴隶的前殖民地。与此同时，那两名撒玛利亚救援会传教士抵达亚特兰大的消息传了出来，当时还是纽约地产开发商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应该阻止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美国不能允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回国。跑那么远去帮忙的人是很伟大，但必须要承担后果！”随着恐慌蔓延，包括英国航空（BritishAirways）和法国航空（AirFrance）在内的几家大型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往返于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航班，仅剩下布鲁塞尔航空（BrusselsAir）和摩洛哥航空（AirMaroc）两家公司，继续向西非来往运送卫生工作者和重要救援物资。彼得·皮奥感叹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西非发生了埃博拉流行，而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二场流行病——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陈冯富珍仍坚持此次暴发不足以让世界卫生组织提升应对等级。但到这时，很明显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距离已然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期。8月6日，瑟利夫宣布利比里亚进入紧急状态，这一事件对陈冯富珍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压力。于是在8月8日，迫于国际压力，她终于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国界医生的国际主席廖满嫦稍后讽刺道，与其说陈冯富珍的决定是出于对非洲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关心，倒不如说是担心埃博拉距离美国或欧洲的大都市只有一趟航班之隔。廖满嫦说：“当人们意识到埃博拉病毒可以跨越海洋时，就无法再拿缺乏国际政治意愿作为借口了。埃博拉成为国际安全威胁之日……世界终于开始醒悟了。”糟糕的是，此时的疫情发展已经达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能力的极限。在3月疫情暴发初期，无国界医生尚有几名对抗过埃博拉的人员可供调配。从那时起，他们召集了所有出血热方面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医疗和后勤人员，并给名志愿者进行了埃博拉疫情控制的速成培训。同时，他们着手在蒙罗维亚建设ELWA3号医院，当年9医院全面投入使用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埃博拉诊疗中心。然而，美国传教士的撤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抗疫系统陷入瘫痪。撒玛利亚救援会迅速关闭了其在蒙罗维亚和福亚的两个埃博拉控制中心，在当时，它们是该国仅有的埃博拉诊疗中心，这导致只剩下无国界医生在危机中孤军奋战。另一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也没有吸引来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大规模直接帮扶（像在年海地地震和年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时那种规模的帮扶）。相反，在短期内，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廖满嫦说：“虽然我们不想这么说，但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拖拖拉拉，不愿伸出援手。”造成抗疫系统瘫痪的原因之一是恐惧。自从《纽约客》（NewYorker）记者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ton）撰写的畅销书《血疫》于年出版后，埃博拉就成为公众想象中的恐怖事物。基于年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的疫情，以及对扬布库疫情幸存者的采访，普雷斯顿在书中着重描写了埃博拉感染最惊悚、最具视觉震撼的症状，例如疾病末期的患者有时会“流血不止”，即血液或血性体液从眼睛、鼻子和肠道渗出。因此普雷斯顿把埃博拉病毒称作“分子鲨鱼”，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症状十分罕见，但却助长了公众对埃博拉的刻板恐怖认知。该书扉页富有想象力地画着生物公害警告标志，加上大段大段关于雷斯顿事件的描写，普雷斯顿强化了埃博拉病毒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武器的印象。病毒随时可能从非洲丛林或疯狂的恐怖分子的实验室中冒出来，威胁人类的未来，造成恐慌。普雷斯顿警告说：“它的遗传密码发生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通过咳嗽传播，在全人类中蔓延。”不过，专家们随后得出结论，这种担忧被过分渲染了，埃博拉病毒不会如此轻易地突变成某种以气溶胶形式传播的病毒。尽管如此，暴发疫情的雷斯顿与美国首都华盛顿如此临近，突显了埃博拉病毒作为生物安全威胁的潜能。因此在檀香山举办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AmericanSocietyofTropicalMedicineandHygiene）会议上，大会选择用它来进行虚拟的应对演练。更重要的是，雷斯顿事件促使医学研究所将埃博拉与艾滋病一起，列入了美国医学研究所年著名的《新发传染病》目录中。***到了8月中旬，尸体在蒙罗维亚的街道上不断堆积，瑟利夫越发绝望了。一时恐慌之下，她下令将埃博拉患者转移到西点（WestPoint）地区一所宗教学校的临时收容中心。那里是蒙罗维亚的一片贫民区，大约有名居民，其中大多数人极度贫困。结果，西点地区的人们洗劫了收容中心，导致17名埃博拉患者逃到了贫民区。4天后的8月20日，瑟利夫命令警察和士兵封锁所有出口道路，并将整个社区隔离。西点地区是反对党的据点。不久，就有谣言称埃博拉是个骗局，瑟利夫的真正动机是平息武装叛乱。随着食品价格飞涨，被囚禁的贫民区居民走上街头抗议。随后，当政府特派员试图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将瑟利夫的家人带离西点时，愤怒的人群冲垮了路障。警察和武装士兵用警棍和盾牌驱赶他们。但是当骚乱者开始投掷石块时，警察和武装士兵开枪射击，打伤了两名年轻人。其中一个名叫萨克·卡马拉（ShakieKamara）的15岁男孩不幸身亡。卡马拉的死出乎意料地触动了瑟利夫，10天后，她下令解除隔离。然而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公众越发不信任卫生举措了。8月下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TomFrieden）对西点地区警察的野蛮做派感到震惊，前往西非评估局势，并与瑟利夫等西非领导人会晤。尽管弗里登对传染病的暴发并不陌生，但他还是觉得利比里亚的情况“难以置信”。他访问了蒙罗维亚赶工建起的无国界医生诊疗中心，惊骇地发现那里平均每名患者只有1名医生。有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旁边就倒着病死者的尸体……可如果要移动死者，必须要6个穿着全身防护装备的人，而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做这些……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我走进了一顶帐篷，看到地上有8张床，准确地说是8张床垫。有一名女子面朝下趴着，她编着美丽的玉米辫，当我更加仔细观察时，我意识到她已经死了。苍蝇在她的腿上盘桓，而她也成了无法被移动的尸体之一。如此多的死者，甚至都来不及掩埋，实在令人恐惧。弗里登提醒瑟利夫，情况已经十分糟糕，而且“很快还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想控制这次流行，必须施行专业化的埃博拉疫情防控。鉴于短时间内无法供应更多的床位，他建议瑟利夫与当地社群合作。弗里登回到美国后，向奥巴马总统做了简要汇报，告知奥巴马疫情比他原想的还要严重。随后他向记者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的不利应对，就宛若艾滋病暴发早期他所目睹的那些拖延懈怠。在这时，廖满嫦也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她于9月2日在纽约向联合国发表了一番激昂的讲话，谴责他们是“不作为联盟”，并警告说，那种切断与受灾国家的联系，寄希望于流行病自生自灭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为了遏制这次流行，各国必须立即从民间和军队系统调派有生物危害控制经验的专家……要想扑灭大火，我们必须冲入燃烧的建筑中。到这时，利比里亚已有将近起疑似和确诊埃博拉病例，近人死亡。每隔15到20天，利比里亚的新发感染病例就增加一倍，塞拉利昂也紧随其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疾病建模人员预测，到9月底，两国可能会有多达起病例。基于人们现有的行为模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测，若没有其他干预措施，下一年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各地将会有多达55万起病例，考虑到漏报的情况，修正后的数值将为万例。无国界医生的阿曼德·斯普雷彻在8月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蒙罗维亚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未在城市环境中见识过这种程度的疫情暴发。”就在人们以为利比里亚的情况已经跌至谷底，无法更糟时，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8月是当地的季风时节，雨水冲刷着埃博拉死者的坟地，草草掩埋的尸体开始浮出地面。腐烂的尸体激起了民愤，瑟利夫只得推行强制性火化。尽管利比里亚文化十分抵触火化，但这次，人们默许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利比里亚特派团负责人凯文·德科克（KevinDeCock）说：“人们接受了火化，没有引起任何骚动。虽然存在一些阻力，但火化基本上得以推行。”随后又有了另一项令人惊喜的进展：人们不再互相碰触了。起初，这种突然的行为变化令德科克等西方观察者们大吃一惊，但后来他们想通了。一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脊髓灰质炎和应急管理的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Aylward）指出的那样，在蒙罗维亚，危机已至极端，世界卫生组织又彻底失败，所以才会首先在这里发生行为上的改变：突然间，整个蒙罗维亚都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的——埃博拉会导致死亡，除非我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就会被埃博拉杀死。人们非常恐惧，他们不理解埃博拉是什么东西。他们分不清细菌、病毒以及其他病原体，但他们知道必须要做些改变……在这种压倒性的恐惧中，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躲避，之后，他们自己改变了行为，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减缓了病魔的脚步。大约在同一时段，塞拉利昂也出现了类似的自发行为转变，尤其是在凯拉洪和凯内玛——这两个地区受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最早，疫情也最严重。然而在其他地方，对埃博拉防控措施的抵制仍然存在。在包括弗里敦及其城市周边的西部区（WesternDistrict），以及面积达平方英里，遍布沼泽和河川的洛科港（PortLoko，位于弗里敦以北），居民们尤其不配合。例如在年3月，医院中最后一名埃博拉病人出院前不久，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渔民躲开了政府的病例接触者追踪员，并说服3名同行将他运送到罗姆贝（Rohmbe）沼泽地区的一个偏僻岛屿上，而岛屿就在隆吉机场的视线可及范围之内。在那里，他咨询了一位传统治疗师，随后乘船前往弗里敦郊区的阿伯丁（Aberdeen），在坦巴库拉（TambaKula）码头下了船，此处距离该市首屈一指的豪华酒店——约克夫人丽笙酒店（RadissonBluYammy）——仅一箭之遥。在这时，这名渔民已成为一枚行走的病毒炸弹。下船之后，他直奔乐施会（Oxfam）修建的厕所，呕出血性液体。结果，坦巴库拉的20名村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局对阿伯丁实施了21天的隔离。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足以终结病毒传播链了，可惜，尽管工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追踪病例的接触者，还是有一个与那名渔民同乘的船客逃脱了。此人搭乘摩托车去了距离弗里敦仅3小时车程的城镇马克尼（Makeni）。他在那里又传染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当地的治疗师。最终，工作人员追踪到了这4人，并将其带到附近的埃博拉诊疗中心。然而到那里后，他们拒绝医疗服务，认为医务人员试图用治疗师称为“埃博拉枪”的东西谋杀他们，实际上那只是用于测量患者体温的手持电子温度计。为了消除最后的感染源，政府发起了一场公共卫生运动，用克里奥尔语打出口号：“一起终结埃博拉。”与此同时，官员们会见了当地的重要酋长，让他们利用对村镇领导的权威向村民宣讲，号召大家上报疑似感染人员。尽管这个报告系统在该国的许多地方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洛科港，仍有一些村镇领导藏匿埃博拉病人，纵容秘密举办的葬礼仪式。结果，在塞拉利昂，没有出现利比里亚那样自发的行为改变和病例数的大幅减少。相反，疫情一直持续到了年夏天。最终，带来决定性改变的还是国际社会动员的外来资源。年9月19日，考虑到疫情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了联合国埃博拉应急响应特派团（UnitedNationsMissionforEbolaEmergencyResponse），以加大应对力度，协调向埃博拉疫区输送后勤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在联合国就传染病暴发进行讨论，第一次是年关于艾滋病的讨论，两次都产生了类似的正面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向利比里亚派遣名士兵，到年年底，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54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抗击埃博拉，这比给以往任何新发传染病的拨款都要多。这些举措带来了良好的结果，到年3月，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派遣了大量军队医疗专家，还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卫生工作者和接触者追踪员前往西非，协助非洲“向零病例迈进”。不过，人们仍然花费了一年的努力，才为这场流行画上句号。年，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认疫情结束。在这场疫情中，埃博拉病毒共引发了将近例感染，其中例死亡。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暴发，累及5个西非国家，所幸人们最终阻止了这场瘟疫带来的“末日审判”。***与SARS类似，埃博拉疫情展示了这个日益密切相连的世界面临的风险：也许某些地区曾经看来远在天边，但如今，那里出现的新病原体可以将风险带给整个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医学研究所就曾警告，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空旅行和商贸往来增加了新发传染病扩散的危险，而西非的此次疫情恰是对此的印证。帕特里克·索耶携带着病毒抵达拉各斯，第一次让美国人意识到了危险。随后在年9月，另有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利比里亚公民到医院就诊。这名患者42岁，名叫托马斯·邓肯（ThomasDuncan），他于9月25日医院（DallasPresbyterianHospital）的急诊室，主诉腹痛和恶心。尽管他告诉工作人员，他最近去过利比里亚，却没人想到要筛查埃博拉病毒。医生给他开了泰诺和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就让他回家了。邓肯在达拉斯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躺了3天，其间一直在发热，直到9月28日，医院。到那时，医院才想到给邓肯做埃博拉病毒化验。糟糕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严重的呕吐症状，具有极高的传染性。他在10天后去世，其间传染了2名护士。和“9·11”恐怖袭击一样，邓肯的例子暴露了美国领空防御漏洞百出，面对外来病原体时十分脆弱——由于发达的航空业，病原体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城市。因此，早在唐纳德·特朗普呼吁禁止感染埃博拉的患者和从外国归来的卫生工作者进入美国之前，质问的声音便出现了。大多数人都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暴发一年之际，无国界医生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ChristopherStokes）总结道，联合国组织的最高层显然缺乏方向，出现了“领导层真空”。“世界卫生组织应当更早地意识到此次暴发需要更多的人员部署……而不是仅仅提供咨询协助。”埃博拉疫情中期评估小组（EbolaInterimAssessmentPanel）主席、负责审查世界卫生组织危机应对能力的独立专家小组主席芭芭拉·斯托金夫人（DameBarbaraStocking）也持同样的严厉看法。她指出，埃博拉疫情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在职能运作和执行《国际卫生条例》方面的缺陷，人们需要总干事和秘书处能“独立和果敢地决策”，而这些却在危机出现的最初几个月中明显“缺席”。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有过错，其他组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年3月向几内亚派遣了埃博拉方面的顶级专家之一皮埃尔·罗林（PierreRollin）。作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特殊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罗林曾多次参与埃博拉疫情防控。他是一名友善的法裔学者，擅长将丝状病毒的科学原理用通俗的话解释给大众。弗里登希望说法语的他能与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AlphaCondé）建立友好关系，劝说其邀请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协助监控疫情。罗林没有让同事们失望，他迅速地说服了孔戴，让他确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帮助是必要的，而封锁几内亚则会事与愿违。接下来，他建立了一个信息管理系统，记录病例并追踪可能暴露于病毒的接触者。在几内亚停留的5个半星期内，为医院（DonkaHospital）的病例，罗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科纳克里。但他也会抽空去巡视首都附近的辖区，并派工作人员去盖凯杜，回报疫情中心的状况。到4月底，科纳克里已有超过一周未见新增病例，罗林也注意到几内亚森林区的病例数有所下降。同时，塞拉利昂尚未报告任何病例，而利比里亚也有四周未见新增病例。罗林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就于5月7日回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总部。他日后回想起自己当时的想法：“不论从哪方面看，此次疫情都与先前疫区的常规暴发没什么两样。”然而到了年秋天，埃博拉疫情蔓延到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只得封锁边境，惊慌失措的航空公司也叫停了国际航班。罗林备受打击。他在12月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发，之前从未有过如此严峻的事态。在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没有人能想象它会演变成现在的结果。”曾参与过最初的年扬布库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专家、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SchoolofHygieneTropicalMedicine）院长兼全球卫生方向教授的彼得·皮奥，也因埃博拉疫情而百感交集。年1月21日，也就是瑞士忽然宣布取消对瑞士法郎汇率的上限设定，允许瑞士法郎与欧元汇率浮动的两周之后，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皮奥对全球卫生政策制定者说：“正如瑞士法郎事件一样，埃博拉疫情可能也是过去12个月中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它们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无法根据前37年的经验来预测会发生什么。”那么，这些专家为什么会对几内亚森林区的疫情风险视而不见呢？又是为什么，甚至到了埃博拉疫情跨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城市内疫情已在暴发边缘之时，卫生机构的反应仍如此缓慢？这些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虽医院设施中大肆传播，偶尔也引发过城市内的疫情，但通过严格的隔离护理方法和隔离接触者等措施，那几次疫情都得到了快速遏制。另一方面，虽然《血疫》这样的书籍加深了大众的印象，使人们知道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具有高度变异性和致死性的病毒，但到了新千年，对于埃博拉病毒可能变异为“仙女座菌株”的担忧在不断消退。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不知道病毒的储存宿主是什么，但已鉴定出的五种埃博拉病毒亚型均显示出高度的遗传稳定性。此外，虽然扬布库疫情的死亡率高达90%，基奎特疫情的死亡率为78%，但在第二年的加蓬疫情中，死亡率仅为57%。显然，尽管埃博拉病毒的毒力令人担忧，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意味着死亡。事实上，在年之前非洲暴发的24次埃博拉疫情中，总共仅造成了例感染，而且没有任何一次疫情的死亡人数超过。与艾滋病或流行更广的热带疾病（例如疟疾）相比，埃博拉与其说是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更多只能算是一种安全隐患。可惜，专家们忘记了社会行为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例如食用野味和遵循传统的丧葬仪式）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曾考虑到，生活在三个国家边界的当地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以及新修的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前往城市地区的时间。他们还没有想到，对外国人和政府精英的普遍不信任影响了疫区人民对埃博拉的认知：人们不一定会相信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有可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在流行早期，西非缺乏能够检测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室。这一点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几内亚政府坚持只统计实验室确诊的病例。此外，尽管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在实验动物身上颇有成效，但医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却没有太多兴趣对其进行安全性研究，更不用说去争取获批药物许可证。ZMapp等实验性医疗药物被搁置在生物技术公司的架子上，无人问津。另外，缺乏训练有素，有能力应对埃博拉的医务人员和相应装备，加上长期投入不足和内战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使局势雪上加霜。不过西非埃博拉疫情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也许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很可能已经在三国边界流行多年而未被发现。事实上，引发疫情的病毒株——玛可拉变异株（Makonavariant）——与先前中非疫情中分离出的病毒株完全相同（用病毒基因组学的术语表述，这两个亚型具有97%的同源性）。此外，系统发生分析表明，此次暴发是由一次外溢事件触发的。这一发现与流行病学证据和报告相符，即指示病例来自梅连度，于年12月出现。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玛可拉变异株大约10年前才从其他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中变异产生。这意味着它最近几年才在西非出现。难怪年，当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当地一些拉沙热患者携带着埃博拉病毒抗体时，没人太在意这个发现。问题在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一路到达几内亚的？它为什么会在盖凯杜暴发？由人类旅行者带入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盖凯杜和中非之间很少有定期的旅行或贸易往来，而且它距离科纳克里、弗里敦或蒙罗维亚最近的国际机场都需要12小时车程。罪魁祸首更有可能是果蝠。除了锤头果蝠之外，最有可能的候选对象还包括无尾肩章果蝠（Epomopsfranqueti）和小领果蝠（Myonycteristorquata）。这些蝙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包括几内亚）都很常见，其中一些据说能够长距离迁徙。也许是一只行踪无常的果蝠将病毒带到了几内亚森林区，并传染了当地的蝙蝠种群，包括躲藏在梅连度树桩里的安哥拉犬吻蝠群落。至于为什么发生在盖凯杜，倒不难理解，只需看看这片曾经的森林地带是怎样被伐木工和农民夷为平地的，便可推知一二。尤其是砍伐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蝙蝠不得不离开栖息地，在距离人类居所越来越近的地方安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疫情暴发在年而非更早的时候？由于尚未开展进一步的生态学调查，也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模式以及病毒在两次暴发之间的藏身之处，我们很难给出答案。不过，有几位研究者指出，疫情的出现恰逢几内亚森林区旱季开始，因此人们猜测干燥条件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该地区被感染的蝙蝠的数量或比例（当然，是在假设蝙蝠就是埃博拉病毒的储存宿主的前提下），以及它们与人类接触的频率。或者可能是，埃米尔和他的朋友们只是不走运，偏就抓到了携带病毒的那一只“洛里贝罗”。第九章终篇：寨卡ZISFORZIKA“最理想的状态是从全球着眼，从地方着手。”——勒内·迪博《绝望的乐观主义者》，《美国学者》年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是一座两极分化的城市。在整修过的港区，沿着四向辐射的豪斯曼风格的大道漫步，你恍若置身巴黎。当你登上卡比巴贝里河上的双体船，驶过城市历史中心圣安东尼奥水岸两旁色彩明亮的巴洛克式建筑时，这种错位的感觉越发强烈。累西腓的运河网、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这座城市自诩为“南半球的威尼斯”，可谓恰如其分。以17世纪蔗糖贸易的利润为基础，累西腓逐步拔地而起，堪称一座纪念碑，昭示着初代葡萄牙和荷兰移民的聪明才智和远见。不过，第一印象可能会产生误导，当你背对镀金奢华的金色礼拜堂，向西前往博阿维斯塔时，会进入一个由现代公寓楼和超大购物中心构筑的世界，而在它们中间的夹缝和裂隙中，则是穷人们的家。与巴西其他城市一样，累西腓因其棚户区和城市贫民窟而声名狼藉。它们包绕着与海岸平行的高速公路，蚕食着汇入卡比巴贝里河的运河和其他支流，这些支流的发源地曾是一片巨大的红树林沼泽。累西腓最大的一座贫民窟是热博阿陶，位于海滨度假胜地博阿维亚任以南，后者是一片5英里长的优美海滨，海岸上有许多国际酒店和豪华公寓。年，正是在这里，巴西人警醒到，他们陷入了一个恐怖的新现实中。那年8月，来自博阿维亚任和邻近社区的几名妇女生下了畸形的婴儿，这些婴儿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异常。他们眉毛以下的脸庞尚属正常，但几乎没有前额，儿科医生测量他们的头围时，发现其远小于正常值，还不到32厘米，某些婴儿头围甚至仅有26厘米，而标准的新生儿头围是35厘米。许多患儿哭闹不止，仿佛一直身处痛苦之中，只有温水浴或让他们趴在瑜伽球上才能安抚他们。还有一些患儿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母亲的脸庞上，而病情最重的患儿则饱受癫痫发作和痉挛的折磨，还并发有四肢畸形和马蹄内翻足。瓦妮莎·范德林登（VanessaVanDerLinden）是首批发现这种新发先天异常的医生。她是小儿神经科医生，祖籍荷兰，在累医院医院执业。8月初，范德林登检查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男孩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小头畸形。范德林登为他安排了CT扫描，她惊诧地发现，孩子的大脑并不像正常大脑那样呈核桃型，而是平滑、苍白，大脑皮层可见钙化斑块。她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例。”据男孩母亲回忆，怀孕的第一个月，她出现了皮疹，但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情况。范德林登深感困惑，安排对患儿进行了风疹、梅毒和弓形虫病检测。弓形虫是一种在巴西非常常见的猫寄生虫，弓形虫病和风疹、梅毒都是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常见原因。然而，患儿所有测试结果都是阴性的。接下来，范德林登又做了遗传学检查，如患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但测试结果也是阴性。范德林登很担心，但这对双胞胎只不医院出生的数百名儿童中的一对，不足以代表什么。然而两周后，她在产科常规查房时，又遇到了3个患有小头畸形的婴儿，再之后的一周，又遇到了2个。她无法解释这种神经系统病变的病理，感到茫然，便向同为儿科医生的母亲安娜·范德林登倾诉忧虑。“出事了，”她对母亲描述了她的见闻，“情况很不对劲。”她的母亲也表示认同，并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已经遇到了7个类似患儿。很快，范德林医院里发现了15个病例。正常情况下，伯南布哥州全州一年大概会出现5个小头畸形病例。现在的情况不可能是巧合。范德林登母女立即通知了伯南布哥卫生局，并请求他们核查其他新生儿神经畸形的病例报告。据统计，医院共登记了58起病例，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过去4周内登记的。除了风疹、梅毒和弓形虫病外，医生们还检测了巨细胞病毒、艾滋病病毒和细小病毒，结果都是阴性。伯南布哥卫生局无法解释这种情况，便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找来了疾病侦探卡洛斯·布里托（CarlosBrito）。布里托留着一头粗硬的头发，身材苗条，精力充沛。他是一名专攻传染病的临床医生，最享受的事就是解析流行病学数据，或在笔记本电脑上“奋笔疾书”。布里托第一次参与疫情控制是在年，当时巴西卫生部邀请他在霍乱流行期间为医生起草诊断指南。从那时起，他曾数次为巴西的疫情暴发提供咨询，尤其是针对虫媒病毒性疾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此外，他还与巴西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及医学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有密切合作。年8月，在世界杯决赛后不久，布里托受邀来到巴伊亚州。巴伊亚州毗邻伯南布哥州，以椰林树影的海滩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首府萨尔瓦多人口众多。几周前，萨尔瓦多以北60英里的费拉迪圣安娜暴发了基孔肯雅热疫情。卫生部很担心，认为医生需要更好的指南来帮助他们诊断和识别这种蚊媒疾病。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此一役，布里托积累了大量经验，正是两年后调查伯南布哥州神秘小头畸形病例的理想人选。***虫媒病毒是南美洲的流行病毒。最致命的虫媒病毒——黄热病病毒——大约于17世纪末传入巴西。当时，来自西非的奴隶船将奴隶劳工运抵累西腓和其他沿海港口，这些奴隶将在甘蔗种植园中做苦力。奴隶船还同时带来了埃及伊蚊（Aedesaegypti），它是黄热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是一种黑色的小蚊子，有着白色的弦琴状斑纹，蚊腿上有条纹，在缺乏日常公共供水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地区很常见。20世纪50年代，由于DDT和其他杀虫剂的使用，这种蚊子几乎从巴西绝迹，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们又卷土重来，逐步侵袭了巴西那些快速扩张的城市，尤其是城市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于是，埃及伊蚊如今在累西腓和其他巴西城市无处不在，而且种群密度远胜过去。蚊子喜欢在淡水中产卵（在奴隶贸易期间，伊蚊幼虫会在甲板下的饮用水桶中繁殖，桶旁边就坐着被锁链束缚的奴隶，他们成了成年蚊子的吸食对象）。理想情况下，伊蚊会寻找阴凉处一个大开口的无盖容器，但它们并不挑剔，从花盆到水碗，再到汽车轮胎和被丢弃的塑料瓶，幼虫随处可见。雄蚊只吸食花蜜，雌蚊却需要血液才能产卵，它们在日出后和黄昏的2小时内非常活跃。伊蚊喜欢从后面偷偷靠近猎物，展开攻击，将锋利的口针插入脚踝、肘部，或膝盖。坏消息是，通常它只需叮咬一口，就足以传播其体内藏匿的任何病毒。与库蚊等蚊子不同，伊蚊是一种“啜饮型”吸食者，它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叮咬猎物。但或许伊蚊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经常出没在屋子里，一旦在哪间建筑中成功觅食，就很少离开。埃及伊蚊传播的最可怕的病毒是黄热病病毒。虽然大多数人感染后只会出现轻微的头痛、发热和恶心，但大约五分之一的患者会进入深度中毒阶段，出现高热、严重黄疸（疾病也因此得名“黄热病”）、口腔和牙龈出血，以及呕出由于胃壁出血而产生的黑色呕吐物。发展到这一阶段，病情几乎都会致命。所幸，我们已有黄热病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获得终身免疫。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登革热疫苗。登革热是一种令人极为痛苦和虚弱无力的疾病，其病原体登革热病毒有4个彼此关系极为密切的血清型。我们也没有基孔肯雅热疫苗。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疾病没有获批的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疫苗，也没有任何治疗方法。登革热的症状通常在感染3~7天后出现。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高热、剧烈头痛以及严重的关节和肌肉痛。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用大锤砸你的胳膊、腿和脖子，因此登革热又俗称“断骨热”。在发热2~5天后，病人的面部和四肢有时会出现皮疹。大多数患者都会在患病4~7周后康复。不过，一些人可能会并发登革出血热，这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特征是高热、鼻腔和牙龈出血，以及循环系统衰竭。最严重的病例可能会发展为大量内出血、休克，甚至死亡。基孔肯雅热的症状几乎与登革热完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该病毒致死率很低，潜伏期较长（1~12天）。此外，疾病特有的皮疹通常在症状发生后的48小时内出现，几乎可见于身体的任何部位（躯干、四肢、面部、手掌或脚部）。登革热的患者常有肌肉痛，而基孔肯雅热患者的疼痛多发于关节，晨起时还可能会有明显的关节肿胀或水肿。这种关节疼痛可能会转变为慢性疼痛，特别是当患者是老年人或患有其他基础疾病时。自从年罗赖马州暴发登革热疫情以来，登革热就一直在巴西反复出现。年和年，里约热内卢都出现过重大疫情。截至年，包括圣保罗（美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内的16个州的城市都有过登革热疫情报告。年，巴西有73.4万起疑似登革热病例和起因登革热导致的死亡。年，巴西的登革热病例首次超过万，疫情的严重性一直在增加。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全部4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都很流行，每隔2~3年就会有疫情暴发，有时是一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流行，有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血清型流行（虽然感染一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后，患者会获得终身免疫力，但不同血清型之间的交叉免疫都是部分和暂时的。而且，感染一种血清型后再感染另一种，会增加患登革出血热的风险）。无怪乎泛美卫生组织会将控制登革热作为地区优先事项，而世界卫生组织也一直在力促疾病流行地区尽早将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开发的实验性疫苗投入使用。正是在这种对登革热和虫媒病毒的传播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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